第三章 同事带进教室

辈子写过三本关於勃起的专着，做过四百多次问卷，听过上千个美国学生在课堂上把jiba讲得像一支球队。可是当手机萤幕上那堵墙似的身影和「教室」两个字第一次连在一起时，我竟觉得自己的领口发紧。

    我必须承认，我在美国听过的「jiba」比在中国听过的「yinjing」还多。我的公开课叫「性、文化与媒体」，选课的有二百多人。第一堂我就学会了三个俚语，第二堂学会了用那物事的三个功能开玩笑，第三堂有一个男生当众问我：「教授，中国男人是不是比较小？」我用四十五分钟从周朝讲到清朝，证明中国古人对此从前毫无自卑，下课时却被六个学生围住问同一个问题。

    「下周四最後一堂课，」我听见自己用一种极平稳的教授语气说，「六点下课，七点系里酒会。你们只有四十分钟。」

    丽莎笑起来，把咖啡往我手边推了推，裙摆再次擦过我的膝盖。她走到门口又回头补了一句：「教授，东尼不喜欢用保险套，我帮您也准备了一杯。」

    周四那天下课铃响得比平常早。学生走得乾乾净净，最後排那个总爱提问的男生甚至替我关了灯。我锁上教室前门，把百叶帘拉下来，然後在讲桌後面坐着，听自己的心跳。

    六点十七分，後门开了。

    那四十分钟里我把讲桌擦了一遍，把讲稿按顺序排好，然後发现自己一直在看手表。我今年五十四岁，结过三次婚，写过三本专着，却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因为两个美国人要来借教室而手心出汗。我对着窗玻璃整理领带的时候，想